我一直认为王朔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家。
很严肃的。有些感觉不错。我就看过他一些很小的、很短的东西。长的可能就不那么认真了。有个小说写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死了。死呀，有一种挺犀利的感觉，挺不错的。后来才使劲地耍贫嘴，恐怕也跟许多人指责他有关。
长的，《顽主》和下面那个《一点正经没有》还可以，再往下，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就感觉粗了，整体结构还可以。
《黄金时代》之后你又写了什么？
还有一些吧。写一本书容易，出一本书难。
你除了给《东方》写，还给哪写？
《读书》写了一些。
原来不怎么太写杂文，写杂文不务正业，后来越写越多。
有天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看到一篇文章，说《黄金时代》是自然主义。我觉得不像。
是，我也觉得不像。自然主义，15世纪的东西吧？左拉之类的。我的小说还是很现代的。起码看了不少现代的小说受了影响才写成这样的。
（在另一段对话里，我问他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，他答是40岁以后。）
你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？
像什么杜拉斯呀，可能最早看过的现代小说是图迪埃尔的。
我不知道，哪国的？
法国的。近年来不怎么写了吧。当时看的时候还觉得印象挺深刻。现代小说跟过去很不一样，进了很大一步。写得相当紧凑，直截了当地就写到主题了。反正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。还是很不一样。杜拉斯的小说你肯定看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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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理性的态度/田松（6）
我看过《情人》。
杜拉斯的小说跟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那区别就大了。
陀斯妥耶夫斯基我一本也没读过。
那就跟托尔斯泰比一比。
托尔斯泰也没读过。
是吗？跟旧的经典小说比一比。
旧的经典小说我看得也非常少。
那可能直接看到现代了。
那个小号手叫什么来着？昆德拉。
昆德拉的东西很现代呀。
对，他的东西我很欣赏。
昆德拉是一种散文的风格。
有些笔法我觉得你和他有相像之处。他也经常做一些理性分析，一二三之类的。
一二三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
理工科的人都有这种癖好。
……
（由于换电池，这一段录音缺了一段。王小波大概是问我对《黄金时代》怎么看。）
……感觉就是一个过来的人冷眼看过去的事，把过去的事编了一编，编得好玩一点。
不过还比较客观，可能还有点反讽的色彩，反讽比较多。
但我觉得这里边夸张的程度比较大的，是吧？
也不大，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，夸张的程度一点都不大。你今年多大了？
30岁。
实际上我书里写的事基本不夸张，相当真实的。当时就是那样，现在看来好像胡编，真实不足。其实就是那样。我写的细节都是非常真的，大结构可能是假的，好多细节都是真的。年轻一点的人看了可能觉得是瞎编，像黑色幽默。
你当时身处其中肯定没有那么洒脱。
当然不洒脱了。有时连命都顾不了，还能洒脱吗？不过小孩子可能胆大，不在乎。比如c队什么的，都是挺真实的，可能跟有的地方不一样。我们c队的地方，基本上一去3个月，所有的革命道德都荡然无存了。就开始偷j摸狗，甚至开始说反动话了。天高皇帝远呗。
不像红卫兵兵团那样？
我们那儿也是兵团。后来谁也管不了，jūn_duì干部也管不了。
但是我看老鬼写的《血色黄昏》。
他挺虔诚的。
他写的兵团和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可不是不一样吗。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农场呐，没改呐。
马波啊！每个人复述当年的事情都不一样。这跟人的气质有关系。《血色黄昏》从始至终还是很虔诚的。
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不虔诚了，就已经很坏了。气质也不一样。我确实就是不虔诚的气质。我可以想象马波从小肯定都是好孩子，小队长，中队长，大队长之类的。我从小到大当的最大的一次官是管4个人的，还当了没几个月就给人撤职了。人和人就是有很大的不同。
好人一直当不了。
也不是坏人，就是不怎么端正。
（根据1995年对话原始记录整理）
1997年7月6日
北京 稻香园
黄金时代的革命、爱情与荒诞/王伟群（1）
——关于《黄金时代》的对话
王伟群
书的封面一片火红，有如天安门广场初升的旭日，在这片火红中，喷涌出四个黑色的大字：黄金时代。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在这个封面上多停留一秒钟，卖书的和读书的都搞不清这书是干什么的。
有人读后评价此书是划时代的，同时也是干干净净的。
书中收录了作者的3部小说：《黄金时代》、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、《我的y阳两界》。
作者王小波1968年下乡，在云南边疆的一个国营农场，持一杆老套筒子站了一年的岗，3年后病退回山东老家，后回京进了一家街道工厂，与残疾人和街道的大妈大嫂们在一起共度“文革”后期的那几年，这成了《黄金时代》重要的生活基础。但他强调“那不是自传”。“我这人在生活中最保守、最老实了，老远一看不是好人，走近了还是好人。”
在金秋的北京，就有了若干个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关于《黄金时代》一书的讨论。论者多为王小波同时代同经历的人，论题极为分散，本文在此记录一二。
记者：此书曾在台湾受到好评，我怀疑台湾人是否真的读懂了，也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能理解王小波在书中表现的那个年代。
王小波：我觉得台湾人看不懂，他们对作品的体验肯定比大陆人差，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。他们只是从技术上说得比较多一些，比如写法比较成熟等等，我是学理工的，不懂文艺理论，所以他们的评论文章我也看不懂。还有人说是一种比较新形式的伤痕文学。
李大同（记者）：台湾人缺少那种对生命的特殊的体验。
卢跃刚（作家）：海峡两岸有着极为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，我想台湾人对此书的理解应该不困难。
王小波：我希望读者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味儿，只是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来读。让老c们把它作为一件经历过的事一样。我是20年后写一个20年前的事，看的人也应该这样来理解，看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是什么样的。事件越长，对这件事的理解就越不一样了。写最后一稿比较接近那个时代的本来面目了。
李大同：其实最不好理解的事可能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自己写自己会遇到相当多的障碍。
王小波：十几年前，生活刚刚发生的时候，你总觉得自己是个角色，与书中的人物有联系，现在觉得与当年没有什么联系了，在写别人，可以比较冷静。
记者？：这些年不断地有人在写知青生活的小说，像《蹉跎岁月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中国知青部落》，大体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，有青春无悔的赞歌，有温馨的回忆，也有对逝去岁月的痛苦的鞭挞，等等，你不属于这中间的任何一类。
王小波：我挺惭愧的，相比较于它们，我的小说的境界太低了。但是，我想在思路还混沌的时候，最好别动笔。
李大同：每一阶段的知青小说应该超越上一代，不断成熟起来，不应仅仅是青春无悔的阶段。